时间：2017-01-26 14:57作者：雨梅
中国人是最讲究餐饮和礼仪的民族之一，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中餐食物原料结构特征和餐饮文化规则，不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葡萄酒的发展，而且历史传承的大众饮食结构与文化礼仪习惯仍然显著地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酒精饮料消费。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与孟子处于同时代的告子也曾说过“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古代的谚语即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数千年以来，中国的饮食不仅本身是一种文化，而且发展到其它领域成为“泛食文化”。中国己经出现有关葡萄的记载，见于《诗经》，《周礼地宫篇》葛虆的名称，可能是指一种土生葡萄，二千四百多年前。中国的葡萄酒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一直未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近年有作者认为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有了葡萄酒。司马迁著名的《史记》中首次记载了葡萄酒。近代中国的葡萄酒起始于清末1892年，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建立了葡萄园和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西方引入酿酒葡萄品种种植与技术，开始了近代和现代葡萄酒生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葡萄酒市场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研究中国的大众饮食结构和餐桌文化礼仪对葡萄酒消费的影响，有利于解答当今葡萄酒市场研究中的一些独特现象，同时也有助于针对中国特色的饮食和文化的需要，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葡萄酒营销。1.中国大众饮食结构中的谷物和蔬菜特征 中国传统的饮食结构是受到气候地理环境、生产力条件、人口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的，无论南北总体上都表现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结构。黄帝内经上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谷”是指黍（黄米）、稷（粟米）、菽（豆类）、麦、稻，见于古书《周礼.职方氏》；另一种说法是指麻（大麻子）、黍、稷、麦、豆，见于古书《淮南子》。“五谷”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其次是植物蛋白质，脂肪含量不高。汉唐时期中国的主食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先秦的黍、稷、菽、粟演变为唐后期的稻、麦、粟这样的主食结构,而先秦时期作为主食的大豆则向副食方面转化,产生了豆酱、豆豉、豆腐等新的食物品种。以大豆为代表的植物蛋白食品的增加和改进,成为饮食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黎虎，2005） 中餐的副食主要有肉食和蔬菜两大类。“五畜”是指畜、禽、鱼、蛋、奶之类的动物性食物。“五菜”是指各类菜蔬。秦汉以来,肉食即以牛、羊、猪、狗和家禽为主。江南水乡泽国及沿海地区则多食鱼虾，调味品有盐、酱、醋、姜、葱、蒜、花椒、糖等。（宋蜀华，2001）。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限制，肉食在古代是珍贵的。先秦时期肉食是贵族才能享受的食物。《左传》昭公四年载古代颁冰法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位为大夫，乃得食肉。”平民的日常饭食以豆饭藿羹为主。《战国策.卷二十六》：“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礼记.王制》上严格规定庶人无故不得食珍。普通贫民中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可以吃肉，《孟子.梁惠王上》：“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食肉为贵族，食藿为平民，“肉食”与“藿食”成为不同阶级的指代（戴良燕，2006）。在饮食哲学思想上，即使有条件食肉的贵族，先哲也建议控制适当的比例，孔子在《论语•乡党》篇中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这实际上是我国传统膳食结构理论最早的文字记载。即指日常饮食应当以食谷为主，即使肉多时，也不可超过食谷。 肉食的稀少在近代中国社会仍然可以观察到，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北方地区的乡村也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请客时才有肉食，平日的饮食是以谷物和蔬菜为主的。在今天的某些贫困的山区，肉食仍然是相当稀少的。 从葡萄酒与食物的搭配看，葡萄酒的酸度比较大，饮食中的蛋白质和脂肪有利于平衡葡萄酒的酸度，同时葡萄酒对食物也起到去油腻，平衡其肥硕口感的作用。对以谷物和蔬菜为主的饮食结构，口感上葡萄酒并不是最适宜的搭配。加之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额外的可用于酿酒的葡萄并不多，葡萄酒可能从来就不是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品，也就没有整合入基本的饮食结构，从而可以理解“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和饮食有关，但其中恰恰缺了酒。 2.饮食结构中的季节与地域特征 中国属于显著的大陆季风气候，四季非常明显，在不同的季节气候条件不同，食物的供给种类也有明显的差别，在民俗节日上逐渐形成特定的节日食物结构。如：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季节的显著特征和在特定的季节吃特定的食物，对中国的葡萄酒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大众的眼里，葡萄酒一般被认为是较为高级的，具有异域文化特征的饮品，同中国其它原料较为稀少、价格较为昂贵的食品及饮料一样，表现较强的季节和节日消费特征，具有喜庆的特征，这也同季节性肉食和蛋白质消费的增加相一致。一般从9月份开始，葡萄酒的消费开始增加，到次年3月主要的冬季节令结束为止。而整个夏季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说是啤酒的季节。中国是一个面积广大，地理环境存在显著地域差别的国家，饮食结构除了相似性之外，还表现显著的地域特征。从先秦时代起,北方黄河流域与南方长江流域的饮食传统已各自形成特色。秦代北方主食以粟(小米)为主,而南方长江流域等地区则一直以种植水稻为主。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大小麦最多,其次是粳稻、黍、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最多。北人以面食为主食,南人以米饭为主食的饮食格局已经沿袭了2000多年（宋蜀华，2001）。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渔猎文化区，以肉食为主,包括牧放的牛、羊和狩猎而得的兔、鹿、黄羊等,煮吃或烧烤是主要的烹调方式。春秋时姜戎氏的国君就说过：“我诸戎饮食、衣服，与华不同”（马健鹰，1997）。今天,牧区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以及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肉食仍然是他们的主要食物。酒对这类以肉为主的饮食具有一定的平衡作用，形成了豪放的酒文化习惯。
对中国的酒配菜应从更细的地理区分上加以理解，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讲中国菜与葡萄酒的搭配显得过于笼统，只有针对不同的地区和该地区的特征性餐饮，才能更好地进行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比如：对拥有大量海鲜的粤菜，针对中国人普遍喜欢以红葡萄酒搭配菜肴的习惯，一些单宁轻淡的红葡萄酒或者桃红葡萄酒显然比一般的红酒更适合食物口感的搭配。 3.药食同源的饮食思想“食物入口，等于药之治病同为一理”、“药食同源，寓医于食”。早在古代，中国就有“以食代药”的主张，提出了“药补不如食补”的见解，类似于今天功能食品的概念。中医清楚地认识到摄取食物获得营养的重要性，由此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营养膳食理论。《黄帝内经》中不但指出食物对养生、健身的重要，还明确指出了合理膳食在疾病治疗中的意义，提出了“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观点。这里提到的“食养”，一直是中医遵循的重要原则，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病七分养”。 中国人对食物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色香味的极致追求，对食物原料、对烹调方法、对口感的孜孜不倦，一方面是中国的草药尽管也应用一些技巧去改变和掩盖不好的口感，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形成了对中药不良口感的极度耐受，一些俗语如：“良药苦口”、“恨病吃药”等等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当食物一旦和健康建立密切的关系，对口感的追求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地退而求其次，表现出对不良口感的极大耐受力。 西方世界往往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喝一些口感不佳的葡萄酒，在葡萄酒里浸泡洋葱，或者不是去挑选更适合自己口感的葡萄酒，而是采用在葡萄酒里掺雪碧或可乐来改善口感。以酒服药、“药酒”，用酒来浸泡各种中药都是具有长久文化传统的大众实践，其对口感的追求早就让位于对药食同源中药理功能的执着。近年来，葡萄酒的保健作用被广泛宣传，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并不了解葡萄酒的鉴赏，对葡萄酒的饮用，是基于获得其中的保健作用，因此，药理作用有可能超越了从葡萄酒中获得愉悦。这一方面促进了葡萄酒的消费总量，这种对葡萄酒保健功能的宣传对相当一部分的中老年社会群体具有一定的作用，提高了对品质不佳的葡萄酒或不熟悉口味的容忍性；但另一方面却不利于葡萄酒后期消费量的提高，以及葡萄酒品质的提升。 4.茶在中国饮食结构中的地位 茶是中国餐饮中重要的安全的水分补充来源，所承担的功能与葡萄酒在西方餐饮中的作用相类似。安全的水分补充在古代社会对生命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食经》载：“茶茗久服，令人悦志。”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唐人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三卷,造茶具24种。他在《茶经》中说,饮茶之俗,国朝(唐朝)最盛,京都和荆、渝等州几乎家家户户都饮茶。唐人饮茶往往加上姜、椒、桂同煎,煎茶的茶叶、茶具、用水、火候以至如何饮茶都有讲究,形成一套茶文化。宋代(960～1279)人普遍喜欢饮茶,但已不加姜、桂等物。到明代,文人士大夫主张品茶而非饮茶,茶文化走向品味化、雅致化（宋蜀华，2001）。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饮茶成为大众安全饮水的最佳来源，普及的程度非产高。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具有了今天西方咖啡馆和酒吧的功能。 今天茶仍是中国人餐桌最普遍的饮料，餐厅经常有免费的茶供应，也可以选择质量更好的经典意义上的茶叶或者其它各种不含有咖啡因的类似茶，如：菊花茶、大麦茶。加之中国的饮食结构中汤中的含水量高，另外，还有一些含水量大的菜肴，比如一些清炖菜、上汤菜以及各种煲等。葡萄酒在餐饮中没有类似国外或啤酒那样为食物补充水分的功能，习惯上不是餐饮基本构成的一部分，所以在一般的中国餐桌上并不常有葡萄酒，如果有，其功能也更多地是为了活跃餐桌气氛，提升餐饮质量。5.饮食礼仪对葡萄酒消费的影响《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意即最原始的礼仪是从饮食开始的。从先秦文献看,夏商周三代的所谓“钟鸣鼎食”时期,是我国饮食文化初具雏形,逐步形成的时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式筵席古人是席地而坐，同桌用膳，在封建时代中期采用“一席制”，一人一张小条桌进食，到了明代出现了八仙桌，八人一桌，上下座次论资排辈，采用的是合餐制，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出现了圆桌，形成了“共食制”的固定格局（程云，2003）。 餐桌文化形成了中国显著的群体文化意识，易中天曾经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是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体的人格必须依附于群体的共同人格，所以吃饭的时候是别人吃什么你吃什么。”（易中天，2004）在这种饮食礼仪下，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都是约定俗成的。基于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尽管餐桌敬酒饮酒习惯稍有改变，但仍然非常显著地体现着中国独特餐饮文化的特征。 讲排场是中式宴会的另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中国人请客吃饭重视饭菜本身，讲究排场，酒菜要丰盛，一般的正式宴请至少要上七八道菜，这还不包括之前上的冷盘、小吃,中间上的甜点以及最后上的主食(面条、米饭等)。菜肴越丰富、越珍贵就越能体现出主人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且饭菜一般要大大超过主人和客人所能消耗的量，否则就不足以显示主人的好客。这大概源于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持家要俭，待客要丰。”（卞浩宇和高永晨，2004） 与之相对应，今天的中国人在重要的商务宴会上往往会选择昂贵的进口葡萄酒，特别是法国葡萄酒，而自己单独饮用时则更趋向于购买价格较低的国内品牌(于莹等，2005，2007)。同样的，在餐桌“待客要丰”的文化传统，加之对葡萄酒配菜认识不够，会趋向于重视葡萄酒的数量和单价，保证足够的供应而不是选取更多种类的葡萄酒以便和丰盛的菜肴相搭配。因此，会在一片“干杯”声中，在一顿筵席里，快速饮下大量的完全一样的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针对这样的葡萄酒文化，口感适中，体量丰满，果香浓郁的葡萄酒是最好的选择，葡萄酒的持续性倒是可以相对忽略的特征。 中国饮食文化中包含精、美、情、礼四个元素。“精”。孔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已成为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精神内涵，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对饮食精品的追求意识，广泛、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文化发展过历史之中。“精”与“细”包括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饮食过程之中。“美”，体现中华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为世界不同民族所接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美”。这种美，是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在人们所饮食过程中带来生理、精神与美学上的愉悦和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晏氏春秋》中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文人所谓“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是把饮食享受的美感与精神享受联系在了一起。“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是“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之精髓。吃喝宴请，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有效的社交活动，包括政治、外交、商业活动、同事聚会、家人团聚。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交流情感、表达意愿、交换信息，联络感情、放松心情、释放压力。吃喝也反映人们内心奢侈与腐化的追求。“礼”，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饮食讲究“礼”。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自孔子生活的“三礼时代”(三礼指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起,烹调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礼记》所载“进食之礼”，连座位怎么排，盘碗怎么放，吃饭时的动作等细微末节都作为礼仪加以规定。 孔子虽提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自己却崇尚俭约，反对贪食。他注重美与善的统一，即使是一餐饭的时间，也不能背离“仁德”（《这就是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精食细脍”不能实现的时候，宁可饭蔬食饮水，也不能“违仁”。正是这样，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安贫乐道风格（《论语.雍也》）。 在这“精、美、情、礼”四个元素中间，“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将“精、美、”与“情、礼”元素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从而衍生出众多的酒文化和地方传统。中国本土的酒文化主要与米酒、白酒（烧酒）相联系。近20年来，啤酒的大规模取代了餐桌上的白酒份额。葡萄酒曾在历史上存在过，但对广大消费者和饭店、餐馆经营者而言，只是一种模糊的和久远的印记。怎样宣传引起更基层的消费者和经营者对葡萄酒的注意、调动人们对葡萄酒的兴趣、激发葡萄酒热情，是实现葡萄酒普及和消费提升需解决的问题。 葡萄酒自身特性使其在餐桌文化中具有多种优势。颜色：以红色为主体的干红葡萄酒，代表了人们诸多的喜庆、欢乐、祝愿、红红火火等美好情怀；颜色多样，品牌众多，挑选余地大；健康时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酒有“暖腰肾、驻颜色、耐寒”，“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汉书•食贸志》中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 配餐形式丰富；不同消费群体有不同适合的选择；激发人们对历史的回忆；抒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葡萄酒的储运条件、酒具与侍酒服务要求严格，往往可挑选的品种、品牌与供给商的经销的范围有限，限制了葡萄酒在中小型城市的和饭店、餐饮场所的普及；葡萄酒价格与酒精度比值低于白酒，以及酒精度与体积比值大于啤酒，限制了葡萄酒与白酒和啤酒的竞争能力。精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味美—“辨味不精，烹调不妙” 重情—“饮德食和，万邦同乐”循礼—“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唯“精”，才能创造卓然的“美” 唯“美”，才能激发自然的“情”唯“情”，才能遵循井然的“礼”唯“礼”，才能成就大国美食主义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礼”在饮酒文化和传统上的诠释，是祝酒、敬酒、劝酒、猜拳、赏罚、行酒令、斗酒等丰富多彩的饮酒礼仪活动。白酒更多地被选择为这种场合的用酒。酒与菜的搭配传统上酒与菜是要精心搭配的，但中国白酒对中国传统菜肴的搭配，是以菜下酒为主，“菜”被视为“下酒菜”，好酒所需的菜肴常常精美清淡，劣酒的下酒菜则偏向味厚汁浓。 袁枚《随园食单》里“戒纵酒”篇所言：“所谓惟酒是务，焉知其味，前治味之道扫地矣。”只顾一味喝酒，妄对精心烹制的美味，袁才子主张边品尝美味边喝酒，或先尝过菜品再放开量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饮酒斟过了三遍，各味菜肴已然尝过，品酒更品菜，多么惬意！寻常百姓喝酒，酒类品种、地域习俗不同，对酒菜的选择各有千秋。 葡萄酒与中国菜肴的搭配，对多数消费者而言，常无可取舍，需要时间来培养。 戒酒中国文化受到佛教的影响。戒酒是佛教基础五戒之一。这与欧洲基督教界提倡葡萄酒的文化截然不同。佛教是主张“出世”的，它要求人们戒除“三毒”（贪、嗔、痴），摈弃一切欲望和追求，皈依于“三宝”（佛、法、僧）。饮酒作为一种物质欲，无疑是应当摈弃的。酒还易“乱性”，影响修行的虔诚，佛教入门的最初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即要求戒酒。因此酒与佛教是不相容的。但藏传佛教与藏族对酒和酒文化有较多的包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都喜爱饮酒。深受佛教影响的藏族社会都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成为特殊的“喇嘛教文化”。另外，佛教的四大“根本戒”中并不包括戒酒（四根本戒即入门五戒中除酒以外的四戒）。可见酒并非在佛教深恶痛绝之列。只不过对出家人加以酒戒，防止其贪杯乱性，不能致志于修行，对于广大的信教群众来说，仅要求信仰教义，并不苛求戒律。 祭祀中国用酒祭祀出生的年代久远，而后代代相承。“清酒既载，驿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大雅.旱麓》）。在古代，酒是被视为神圣之物，酒的使用更是庄严之事。酒只能用在重要场合，不是祭祀天地、供奉宗庙、欢迎佳宾酒是轻易不能喝的。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令禁止群饮、崇饮，违者会处以死刑。酒是祭祀时必备用品，酒的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少，表明祭者的诚敬程度。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从出土的商周代陶器和青铜器来看，出土的酒器数量最多，种类最繁，其制作巧夺天功，堪称世界之最。著名的四羊方尊是那时盛酒祭祀的一种青铜器皿。酒与维护封建秩序的“礼”相互交融。反映周王朝及战国时代制度的《周礼》中，明确地说祭祀时，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古代是权力很大的，原始社会是巫师，巫师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天帝鬼神，并为人祈福禳灾。此后又有了“祭酒”，主持飨宴中的酹酒祭神活动，人们便用“祭酒”泛称位尊或年长者。汉魏以后，祭酒还被用作官名，含有为首者或主管者的意思。祭酒作为语词，至今未废。中国的各民族中，有普遍用酒祭祀祖先的习俗。一直以来祭祀用酒非常讲究。祭祀时人们把粮食摆上供桌，把用代表天地精华元气的五谷杂粮酿造的酒液洒向土地，显示情真礼纯，气势宏大。然而，由于佛教戒酒，藏族在向神佛教敬献和祭祀时是不能用酒的，而是以净水代替。这与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习惯以酒作祭祀品是不同的。巫和医在远古时代是没有区别的，酒作为药，是巫医的常备药之一。综上所述，中国与欧洲或其它国家及地区的餐饮相比，在大众饮食结构上具有淀粉和蔬菜摄入量大，而肉食、奶制品等摄入量相对较低的特征。大众的日常餐饮结构与宴请时的餐饮结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宴请时更高的肉食比例和更高的心理支出限额，使宴请时的葡萄酒消费高于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葡萄酒消费，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当今的葡萄酒市场上，on-trade比off-trade占有更大的比例（赵凡，2007），以及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中国葡萄酒消费者都属于低参与度的偶然消费类型（于莹等，2007）。 药食同源的文化特征，增加了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对葡萄酒的消费，提高了他们对非优质葡萄酒的耐受性，对葡萄酒保健功能的宣传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葡萄酒市场推广的积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葡萄酒品质的提高。 尽管有着历史悠久、规则复杂的餐饮文化，这一切也都处于连续的发展变化中。显然，当前的中国饮食结构中，肉类等所占的比例显著提高，餐饮文化总体上也逐渐变得更加宽容、开放和尊重自由选择。这些都对中国的葡萄酒消费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一些不利于健康的速食文化对中国人，特别是过多的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以及缺乏运动对青少年一代健康的影响，通过推广适量饮酒的文化概念，促进葡萄酒的健康消费。 注：4.醯：xi，醢hǎi，（1）用于保存蔬菜、水果、鱼蛋、牡蛎的净醋或加香料的醋和用醯，亦指酱醋拌和的调料；（2）酒。醯醢(酒和肉酱)；（3）醯壶(酒壶)；焯（zhuō，光明；chāo：水烫）；肴馔yáozhuàn：丰盛的饭菜。5.第一条(戒杀)是要人控制愤怒的情感；第二条(戒盗)是要人控制对物质财富的贪欲；第三条(戒淫)是要人控制对于肉体的贪欲；第四条(戒妄语)是要控制懦弱和恶意(此为不诚实的起源)；第五条(戒酒)是要人控制对不健康刺激的贪。注：1.告子：见著墨子之中孟子告子二书之中。国籍,姓名,生卒年月不详，主要思想为仁内义外。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372bc，卒於赧王二十六年289bc；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仇氏，本鲁公族孟孙之后。后迁居邹地(今山东邹县)故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邹人。是孔子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是先秦儒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2.据有关资料，1980年在河南省发掘的一个商代后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铜卣。经北京大学化学系分析，铜卣中的酒为葡萄酒（保藏三千年的葡萄酒，《酿酒》，1987。5）3.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大宛是古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例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东汉时，葡萄酒仍非常珍贵，据《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云：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剌史。足以证明当时葡萄酒的稀罕。唐朝和元朝从外地将葡萄酿酒方法引入内地。而以元朝时的规模最大。其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新疆一带，在元朝，在山西太原一带也有过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历史。而汉民族对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基本上是不得要领的。汉代虽然曾引入了葡萄及葡萄酒生产技术，但却未使之传播开来。汉代之后，中原地区大概就不再种植葡萄。 作者：陈尚武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马会勤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版权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dehlina@gmail.com）并注明出处下一篇：什么是纯粮固态发酵白酒
